他是赫赫有名、威震敌胆的反坦克英雄，他的英名和黄继光、邱少云、杨根思等并列于《志愿军英雄传》。同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他在成为英雄后几十年中的无悔付出与清正作风。他的名字叫谭炳云。
为了解志愿军战士谭炳云的生平事迹，我回到故乡江津。这一天，我来到临峰山陵园，谭炳云老英雄墓前的台阶上，已有人摆上了鲜花；茵茵草地上，立着一块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为英雄镌刻的石碑，碑文结尾处写道：“他生命不息，工作不止，战功赫赫，却淡泊名利，保持着勤劳朴实的品质，走完了不平凡的人生旅程。”
谭炳云出生在江津一个农民家庭。1949年1月，他参加了革命。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，他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，跳进河里为突击队推船架桥，在激流中顽强战斗，荣立三等功。1950年11月，谭炳云随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作为班长的他，在风雪中带领战友昼夜行军，全班战士无一伤亡、无一掉队，他再次荣立三等功。新兴里一战，由于他作战勇敢，不怕牺牲，受伤不下火线，勇猛追击敌人，殊死坚守阵地，再次立功。
1951年5月，在没有堑壕依托、没有火炮支援的情况下，谭炳云与战友顽强阻击，将敌军装甲部队堵在390高地下，为我军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。
1953年冬，谭炳云经组织批准，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探亲。他悄无声息地走进江津白沙镇一间小平房里，这里有他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弟弟。两天之后，当反坦克英雄谭炳云回到家乡的消息传开后，整个县城都沸腾起来。县里专门在广场上为他召开了庆功大会，县长亲手给他戴上了大红花。
1955年春，谭炳云带着一张“三等甲级残疾军人”证书，转业回到家乡。回乡后，他担任过县公安局副股长、县民政局科长。5年后，他主动申请到一个偏僻的小厂工作。他诚恳地对县委领导说：“我文化水平低，又有残疾在身，工作起来有时力不从心，还是让我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。”
来到这家耐火材料厂后，他从来没把自己当领导。当耐火砖出窑时，他与工人们一样，光着背干活，身上全是烟灰。砖烧好了，要运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去，全靠板车人力拉，路上要走四五个小时，还要爬一座高山。往往是上午装车，摸黑才能回来。不管是风里雨里，谭炳云再累再困，都咬牙坚持拉车送砖。
谭炳云头部有弹片，腰部也受过伤，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。站久了，腰痛；坐久了，腰也痛；连睡久了，腰还是痛。没有办法，他只好穿上“钢背心”来固定腰部。由于长年的高强度劳动，他有时腰痛得如针扎火灼、冷汗淋漓，可他从来都是咬着牙一声不吭。“这点伤算什么，哪能跟战场上比呀。”每当工人们劝阻他时，他总是若无其事地对他们这样说。
有一年夏天，谭炳云和两个工人又拉砖去车站。烈日炙烤着大地，谭炳云气喘吁吁地拉着车，汗如雨下。在车拉上高坡后，两个拉边绳的工人猛地发现谭炳云腰部渗出血水，染红了他的汗衫。原来，他身上的“钢背心”早已磨破了皮肤，血水混合着汗水，从身上渗出来。
在耐火材料厂工作的一年多里，谭炳云不知和工人们一起从窑里搬过多少滚烫的砖；拉着板车，不知在崎岖的山道上挣扎着爬过多少个来回。那一年，这个厂出人意料地扭转了亏损，还盈利3万多元。
谭炳云常说：“我只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，没有党，不会有我的今天，我个人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想起战场上那些牺牲的战友，我为党和人民不是做得太多，而是做得太少了！”
1967年，县里决定在郊外的猴子山脚修建火葬场，谭炳云立即主动要求承担建场任务。两年时间里，他和工人们一锅吃红苕饭，一起住牛毛毡棚，一起抡钢钎、打炮眼。他不以功臣自居，也不顾自己是个伤残老兵，干起活来俨然就是工地上的一个老工人。后来，大家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劝告他说：“老英雄，您年纪大了，别跟我们一样干了，您指挥我们干就行了。”每每听到这样的善意劝告，谭炳云总是笑着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别小瞧我，我当年挖战壕时，可是一把好手。”
1971年，火葬场建成后，没有人敢为死者整容、穿衣，更不用说搬进炉膛焚烧、收集骨灰装殓了。谭炳云主动拉着板车去医院接运尸体、为死者穿衣整容，并给工人示范操作将尸体搬进炉膛。
谭炳云的侄子谭怀林至今记得伯父的教导：“当兵就是要吃苦，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”当兵多年后，谭怀林退伍回乡。谭炳云只要托个关系，就能把侄子送进更好的单位，可他对管安置的干部说，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。
无论职务、工作环境如何变化，谭炳云始终坚守着一个原则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组织的需要。1983年春，他给县委组织部写信：“我今年已经59岁了，自参加革命工作到现在，虽然已经30多年，但因自己文化水平低，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多大贡献和成绩，感到很惭愧。我头部受过伤，工作起来感到困难，这样在工作岗位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，特向组织上提出提前离休的申请……”这封信让组织部的同志们读得眼睛发潮。
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立下战功的谭炳云，回到地方工作后依旧保持着淡泊名利、勤劳朴实的品质。他的高尚品质如同那些在战场上立功荣获的勋章，永远闪亮，映照出共产党员的精神光辉。
